閣的防控措施，其實是結合了《金融與經濟》那本書的知識點。

從上到下開始做防控，省、府、州、縣、鎮、村，所有一把手員都必須學習金融知識，只有懂這些知識，才能立刻判斷。

與此同時，治安部的逐級員，也必須得學。

主要的防控執行工作是給治安部，下發到各省治安司，再下到治安局、治安所，如果發生類似案件，治安部的人要有能力立刻做出判斷來。

如果發生特大案件，必須要有一套快速反饋機制。

如下：

例如各個村鎮巡，定期視察、訪問下屬管轄村鎮，詢問民間是否有集資。

如果有，則立刻引起重視，調派治安所的治安開始追查此事，并且寫匯報上遞給上層鎮。

鎮視況定奪是否上報。

不上報可以，但要確保不出問題。

不上報，如果出了問題，鎮長和鎮巡全部撤職問罪。

如果鎮長上報后，知縣決定不上報，自己搞定，也可以，只要自己能搞定。

但如果搞不定，還不上報，撤職問罪。

這是一套標準的權責機制。

將民間金融詐騙的權責，放到各個地方一把手上。

只有如此，他們才有力推進防工作。

很顯然，朝廷是將金融詐騙定義為刑事犯罪。

崇禎覺得這種權責機制是合理的，應該如此。

但是，對金融詐騙的定義還不夠深刻。

他說道：“這種詐騙，和造反同罪！”

造反是什麼罪名？

夷族！

例如張三搞金融詐騙，張三的家人全部要到牽連。

這就讓張三的家人來遏制他那顆貪婪無恥的心。

那麼問題回來了，搞了這麼一套防機制，朝廷還應該做兩件事。

崇禎想了一下，說道：“為金融詐騙立法，這些要寫在法律里面，公告天下。”

李巖明白皇帝的意思，這是要從法律層面定義金融詐騙，這樣所有的防工作才能站穩腳。

崇禎又說道：“朕想做金融改制，推出金融新政。”

李巖心頭浮現出疑來，柳如是也是滿肚子疑，一邊的陳子龍也是滿肚子疑問。

什麼金融新政？

陛下您又有什麼新政要推？

崇禎說道：“商業在快速發展，民間一部分老百姓有了投資賺錢的概念和想法。”

“而目前大明朝出現了民營商社發展速度與大戰略節的矛盾，民營商社發展速度明顯跟不上來，其本質還是沒有激發大眾的潛力。”

“既然民間有一部分人攢了錢，也愿意拿出來投資，朝廷就來牽頭，建立各種投資機構。”

“朕要做市和投資基金。”

幾人更是一頭霧水了。

其實市早在幾十年前，就被荷蘭人搞出來了，荷蘭東印度公司就是全球第一家上市公司。

荷蘭東印度公司向荷蘭所有人發行了票，荷蘭國很多人都購買了這家公司的票，甚至不歐洲貴族也購買了。

崇禎說道：“設立一個專門的易衙門，這個易衙門市，達到審核要求的商社，可以在這里發行自己的票，由平民自由購買。”

他這樣一說，幾人立刻就明白了。

柳如是說道：“是否與國債類似？”

“可以說。”

“市的特點就是，讓平民參與進來投錢，公司將這些錢用于日常經營，公司經營得越好，未來前程越好，價也就越高。”

“價越高，平民買的票也就跟著漲。”

“一句話：讓商社帶著平民一起做財富增長。”

陳子龍立刻就明白了，皇帝說的這個，其實和劉柄遷做的，在邏輯上很像。

只不過劉柄遷是詐騙，是拿了錢不做實經營，而市是貨真價實的將錢投資給商社，商社拿去做實經營。

民間有投資需求，要預防金融詐騙不僅僅是防，還有理。

市就是理順投資渠道，方出面告訴老百姓，這些是正規的，你們來這里，朝廷沒有辦法資格證的，全部都是假的，不要信。

“這樣就盤活了民間的錢和商社的經營。”

皇帝還是很耐心地講解著：“例如華夏遠洋貿易商社在北京掛牌上市，大量發行票。”

“它對外宣傳要大同與印度的貿易線，民眾得知，認為它前途遠大，于是購買它的票。”

“它獲得了民間資金的幫助，去開辟印度的商貿線路。”

“朝廷的軍隊在天竺這條線打了勝仗，于是華夏遠洋貿易商社有了和平的經商環境，貿易量大增，價也就大漲。”

“這里面，三方都是獲益者。”

“朝廷：華夏遠洋貿易商社的貿易量大漲，的稅也就更多，這樣的公司一多，可以增加稅收，抵消軍費，還能把貨運回來，促進國相關行業發展。”

“華夏遠洋貿易商社：得到了合法資金，和和平貿易環境，貿易量大增。”

“民：買的票大漲。“”

所以這是三方益的。

“當然，這是商社經營好的案例，如果商社經營的不好，票就會下跌，票財產水。”

“所以，要提示民眾，市有風險，行需謹慎，決策權給他們自己。”

“朝廷建立這樣一個制度，為民和商社牽線搭橋，雙方自愿。”

這是市的玩法。

幾人停下來，頓時覺整個人都通了。

陳子龍立刻說道：“陛下，那投資基金，是不是和銀行的投資衙門類似？”

“你說的對。”

“投資基金的運作方法就更簡單了。”

“允許民間可以立風險基金機構。”

“例如李靜珊的父親李如禮立華北基金，專門做風險投資，他的目標是尋找民間有才能的年輕人，將錢投給他們，讓他們去開辦商社。”

“這樣，有些有才華卻沒有啟資金的年輕人得到了資助，快速搭建起私營商社。”

“而那些有閑錢的有錢人的錢，也得到了合理的使用，而不是一味放在銀行吃利息。”

“說到底，將投資這個功能，從銀行那里解放出來，給民間一部分。”

柳如是頓時覺醍醐灌頂，這不和孫正清在保定城做的事有點類似嗎？

當然不是放高利貸，而是去找有錢人，讓有錢人把錢放在他這里來，立投資基金，然后把這些錢投出去。

孫正清只不過拿錢去放高利貸了，那是違法。

只要規定、引導投資基金拿去做正道的事，絕對是對民間商業的一種巨大助力。

“當然，投資基金也可能出現金融爛賬，因為投出去的錢，不是每一次都能賺回來的，有的人做買賣賠本了，投進去的錢就等于打水漂了。”

“你們要注意，投的錢，是投進去的，不是借出去的。”

這就是有限和無限責任的區別之一。